1987年5月17日，“佩里”级护卫舰史塔克号（USS Stark FFG-31）在波斯湾遭到伊拉克空军误击。

　　该舰被两枚AM-39“飞鱼”反舰导弹命中。虽然导弹没有直接造成舰体进水，但由于舰上人员持续大量喷洒消防水灭火，以及为舰首的MK-13导弹发射器弹舱降温，导致舰体一度倾斜达18度。

　　1988年4月14日，在两伊战争后期，“佩里”级护卫舰山缪·罗伯茨号（USS Samuel B. Roberts FFG-58）在波斯湾中部触发伊朗布设的水雷，遭到严重损伤。

　　但舰上人员凭借出色的损害管制能力使其成功生还。图为该舰控制住灾情后使用辅助推进器撤退的照片，一架来自友舰的CH-46直升机正准备降落，为该舰运送灭火设备与物资等。

　　山缪·罗伯茨号在巴林进行紧急整修后，由**大公仆二号（Mighty Servant 2）潜举船（半潜驳船）载运回美国本土BIW船厂（Bath Iron Works）修复。

　　“佩里”级护卫舰哈维斯号（USS Hawes FFG-53），2004年其MK-13导弹发射器退役，美国海军剩余的“佩里”级舰艇也陆续将其拆除。

　　2000年代拍摄的“佩里”级艾罗德号（USS Elrod FFG-55）。注意其舰首原本MK-13位置改装为一门MK-38 Mod2遥控机关炮，用于执行近距离拦检等任务。此外，船楼侧面的舰载小艇也更换为一艘RHIB突击艇，用于海上拦检作业。

　　主要升级包括：换装新开发的GENESIS作战系统，以Thales SMART-S MK.2三维多波束雷达替代原本的SPS-49二维对空搜索雷达；

　　（上图与下图）经过GENESIS系统改装后的土耳其“佩里”级舰，战情中心设备焕然一新。

　　波兰为配合使用，还采购了4架翻修升级的SH-2G“超级海妖”反潜直升机，因其接收的两艘“佩里”级为短舰体版本，无法搭载SH-60B反潜直升机。

　　图为5艘退役封存的“佩里”级舰，其中**艾罗德号（USS Elrod FFG-55）**曾在2012年获得美国众议院授权批准移交给湾湾，但湾湾最终未接收该舰。

　　（上图与下图）2015年底，美国批准向湾湾出售两艘派里级舰艇，并于2018年正式服役。

　　图为其中一艘改名为铭传号（FFG-1112），原为泰勒号（USS Taylor FFG-50），拍摄于2021年10月底，高雄港。

　　资料来源：《成功级、纪德级与神盾系统舰之战斗系统与作战能力分析》（张明德 著）、《派里级巡防舰的诞生与发展》（张明德 著）

　　（上与下）燃烧中的斯塔克号。由于舰上人员大量喷洒消防水，舰体一度倾斜高达18度。

　　1987年5月17日夜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佩里级护卫舰斯塔克号（USS Stark FFG-31）正在波斯湾单独执行巡逻任务。当晚九点，一架伊拉克空军飞机从巴士拉的空军基地起飞，先后被美军E-3预警机和斯塔克号上的雷达发现。一般认为这架飞机是伊拉克空军的幻影F-1EQ战斗机，但后来发现其实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达索猎鹰50型（Falcon 50）公务机，注册号为YI-ALE，原为伊拉克空军的VIP专机，改装后配备了与幻影F-1相同的火控雷达，并能携带两枚“飞鱼”（Exocet）反舰导弹（详见“法国海军区飞鱼反舰导弹”条目）。该机的敌我识别器设置为民航机编码，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斯塔克号未提高警觉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架飞机沿着伊拉克幻影F-1EQ例行巡逻的航线飞行（从巴士拉东南的瓦哈达空军基地起飞后南下，沿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海岸线飞向巴林以北的一个导航点，再左转90度飞向伊朗），美军认为这只是一次例行飞行。但该机随后却左转朝东，飞向斯塔克号。

　　虽然这架伊拉克飞机逐渐接近斯塔克号，但一直保持在约5000英尺的高度，并未采取高速俯冲等接战动作，因此斯塔克号人员并未怀疑其意图（伊拉克飞行员也误以为斯塔克号是伊朗油轮）。斯塔克号舰长格伦·R·布林德尔（Glenn R. Brindel）在晚上10点09分下令舰上无线电员向这架“不明飞机”发出询问，但未收到回应。10点10分，斯塔克号的AN/SLQ-32(V)2电子侦收系统截获伊拉克飞机的Cyras-4火控雷达锁定信号并发出警告；有一名操作员请求发送“后退”（back off）信息，但舰长决定继续观察，并未采取电子干扰等措施。

　　此后，伊拉克飞机继续接近斯塔克号，并发射了两枚AM-39“飞鱼”反舰导弹。第一枚在距离22海里（约35公里）处发射，第二枚在15海里（约22公里）处发射，之后该机转向北方返航。斯塔克号的MK-92火控雷达曾一度锁定该机，但因其掉头返航而未采取行动。斯塔克号及E-3预警机都未察觉该机发射导弹的行为，舰上雷达与电子侦收设备也未侦测到海面掠行飞行的导弹信号。

　　最终，首先发现来袭导弹的不是雷达，而是瞭望员通过目视观察到导弹发动机的火光。斯塔克号舰长虽然下令加速并转向，试图使用后方的“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Phalanx CIWS）迎击来袭导弹，但由于导弹是从舰艏方向来袭，超出了密集阵系统、MK-75型76毫米舰炮的射界，以及STIR照射雷达的覆盖角度，来不及应对。此时密集阵系统仍处于待命状态（standby mode）未启动，MK-36 SRBOC诱饵发射器也尚未准备完成。

　　第一枚“飞鱼”导弹在被发现约10秒后命中斯塔克号舰艏上层建筑左舷、距离水线英尺的地方，穿入士兵寝室、储藏室和邮局区域，战斗部虽未引爆，但其固体燃料引发大火。第二枚导弹击中第一枚命中点上方的舰楼，造成一个3×4米的大洞，舰桥左翼被完全摧毁，导弹进入居住舱并爆炸。上层建筑陷入大火，多个舱室被毁，舰上指挥和通讯设施全数摧毁，三座损管控制室中有两座遭破坏，甲板上暴露的消防主管线名官兵被炸死、烧死或吸入毒烟窒息身亡，另有两人失踪。

　　第一枚导弹命中后，舰员关闭了舰艏MK-13导弹发射器弹药库的水密舱门，但第二枚导弹引发的冲击波将其震毁，使导弹库暴露于火焰与浓烟风险中。随后12小时内，负责弹药库的舰员穿着防护装备，忍受高温与毒烟，持续向MK-13导弹库喷水降温以防爆炸。幸运的是，导弹未击中燃料舱或动力系统，主机仍能运行，因此斯塔克号没有如福克兰战争中的英国“谢菲尔德号”（HMS Sheffield D-80）那样因断电与损管失败而瘫痪。第一枚导弹未引爆也避免了舰桥与战情中心（CIC）遭到严重波及。佩里级护卫舰具备一定的抗毁设计，这也是斯塔克号幸存的另一原因。

　　舰员全力展开损管作业，动用了全部手提水泵进行灭火。随后，美军从波斯湾区域派遣直升机和舰艇运来更多灭火设备和汽油补给。至5月18日上午9时，火势终于完全扑灭。虽然损伤集中于水线以上，但消防水大量灌入船体，使舰体一度倾斜达18度，只需一波大浪就可能导致严重进水甚至翻覆。尽管如此，舰员始终未让导弹击穿处接触海面。中弹约3.5小时后，斯塔克号恢复主电力。在控制住灾情后，次日，斯塔克号在亚当斯级导弹驱逐舰“魏杜尔号”（USS Waddell DDG-24）与“坎宁安号”（USS Conyngham DDG-17）的护航下，以自身动力驶向巴林海域。

　　第一枚飞弹击中舰桥下方左舷（距离水线英尺处），虽然战斗部未爆炸，但燃料引发了火灾。第二枚飞弹击中第一枚飞弹上方的位置，在舰桥左侧上层建筑炸开了一个大洞。

　　返回巴林后的斯塔克号，从舰桥上方俯瞰飞鱼导弹在上部舰楼造成的破坏，舰桥左侧的翼桥已被摧毁。

　　经过美国海军驻巴林的黄石级驱逐舰支援舰——阿克狄亚号（USS Acadia, AD-42）紧急整修后，史塔克号依靠自身动力返回位于佛罗里达的母港梅港（Mayport），随后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的英戈尔斯造船厂（Ingalls Shipbuilding）进行全面修复，费用高达1.42亿美元。

　　修复过程中，采用了一种新型防火绝热材料，以改善铝合金上层结构易燃、易熔的问题。这种涂料在火灾时不易冒烟、融化或滴落，且不含卤素，因此不会释放有毒烟雾。此次修复还对史塔克号多个关键部位进行了强化。

　　事后，伊拉克宣称史塔克号进入了伊拉克所宣布的封锁水域，该攻击是因为飞行员误将史塔克号认作伊朗油轮所致。伊拉克方面随后向美国正式道歉，美方接受了道歉，并未采取报复措施。

　　当时，一架美军E-3预警机曾请求沙特阿拉伯空军派F-15拦截该架伊拉克飞机，但遭沙特拒绝。美军调查认定，史塔克号的舰员未保持应有警觉，错误地认为伊拉克军机不具威胁性，因而疏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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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长Jean-Louis Bernard因而被解除职务，战术指挥官（TAO）Basil E. Moncrief中尉也被免职，并一度建议送军事法庭审判。但最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Frank B. Kelso II决定只给予非司法处分与书面谴责信，两人未被送交法庭。Jean-Louis Bernard提前退役，Moncrief中尉随后辞职。

　　为掩盖攻击是由一架改装民用机执行的事实，伊拉克当局对该代号为「Susanna」的**Falcon 50（登记号YI-AL）**实施了严格保密政策，始终对外称是军用机实施攻击。多年后，伊拉克飞行员才披露，真正执行攻击任务的是这架改装的公务机，而非战斗机。

　　这架飞机伪装成民航机，敌我识别器（IFF）回应的是民用代码，使得史塔克号的雷达操作员未能察觉其危险性。美军E-3预警机追踪这架飞机时，发现其飞行轨迹不稳，难以维持高度，这被认为是其搭载雷达与飞弹后，导致空气阻力增加，超出原始设计承载范围。

　　也有观点认为袭击者为一架幻象F-1EQ5（也称“幻影”），但该型战机一般只能挂载一枚飞鱼飞弹，强行挂载两枚已极为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次年在波斯湾，美军文森斯号巡洋舰（USS Vincennes, CG-49）**却因“料敌从严”，误将一架伊朗A-300客机击落。

　　史塔克号能够在中弹后幸存，得益于美军扎实的损管训练。然而攻击发生时，该舰未能及时侦测到来袭的飞鱼飞弹，与当年英国“谢菲尔德号”被击沉的情形如出一辙。

　　舰长曾质疑SLQ-32电子战系统未能发现飞鱼飞弹雷达导引信号，导致无法及时采取防御手段。但主承包商雷神公司（Raytheon）坚持称SLQ-32系统表现正常。

　　1987年，《IEEE Spectrum》杂志文章指出，AN/SLQ-32系统会将信号威胁等级分为0到7级，其中7级为最危险的已发射导引信号，6级为疑似导引器。文章推测，SLQ-32可能确实侦测到飞弹导引信号，但识别错误，仅标示为低威胁等级，导致舰上人员未启动任何防御手段（如诱饵、转向或启动MK-15方阵近迫武器系统）。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也批评海军在系统测试尚未完善前就仓促采购部署。后续美军对佩里级护卫舰进行作战系统改进，将原本仅具电子截收功能的SLQ-32(V)2升级为具有主动干扰能力的SLQ-32(V)5，增强对未知电磁信号的反应能力。

　　1988年4月14日，在两伊战争期间，山缪·罗伯特号在波斯湾执行护航任务。在出发前往中东部署的准备阶段，美国海军舰队训练团（Fleet Training Group）将前一年史塔克号遇袭事件的经验尽可能纳入山缪·罗伯特号的人员训练中。

　　1988年4月14日下午，山缪·罗伯特号（USS Samuel B. Roberts FFG-58）以28节航速在卡塔尔东北约55海里处向东航行，准备与火星级弹药补给舰圣何塞号（USS San Jose AFS-7）会合进行补给。在此之前，该舰刚完成护送两艘油轮的任务，并将美国从科威特石油公司（Kuwaiti Oil Tanker Co.）租用、担任扫雷任务的Hunter号和Striker号拖船护送至巴林。

　　下午16:39，舰桥值更官通知舰长保罗·林恩中校（Cmdr. Paul X. Rinn），前方发现伊朗布设的三枚俄制M-08水雷，其中两枚距离舰首右侧仅350码；而这一海域此前已被美军与盟国清扫过。

　　美军拍摄到布设在波斯湾的M-08水雷；山缪·罗伯特号正是在这一海域中雷。

　　当时，保罗·林恩中校没有拉响战斗警铃，而是通过舰上1MC广播通知全员：“舰船已进入水雷区”，命令所有人员迅速且安静地就战斗位置，并提醒水线以下舱室的人员有可能触雷。他之所以不使用战备警铃，是为了避免声响引爆感应雷，同时通过语音传达也能稳定人心。经过权衡后，保罗·林恩中校决定参考先前船只通过时留下的航迹继续前行。事后他表示当时判断可以沿原航线安全通过。虽然山缪·罗伯特号成功避开了这三枚水雷，但10分钟后（约15:49），该舰触发了先前未被发现的第四枚M-08水雷，水雷在舰体水线号肋骨）爆炸，炸出一个直径约21英尺（约4.6米）的破口，龙骨断裂。

　　爆炸引发的剧烈震动让舰上人员东倒西歪，有人甚至被震飞撞到天花板，所幸佩戴头盔避免了致命伤；林恩中校左脚跖骨骨折，仍坚持将鞋绑紧固定伤势继续指挥。震动还使两具LM-2500燃气涡轮发动机脱离基座撞毁舱顶，舰艇立刻失去动力，舰内因燃油泄漏引发火灾；燃气涡轮的仪表显示温度升高至摄氏2000度，轮机长冯·霍克立即启动海龙灭火剂对燃气轮机实施灭火。

　　中雷后，舰长收到报告，舰上最大的舱室——主机舱已经被水灌满至舱顶；三号辅机舱（AMR3，内有一台发电机和淡水装置）进水已至水线；而二号辅机舱（AMR2，内有两台柴油发电机）舱壁被炸出大洞，还出现一条大裂缝，海水不断涌入。中雷90秒内，舰体已灌入约2000吨海水。

　　资深火炮士官长汤姆·赖纳特（Senior Chief Gunner’s Mate Tom Reinert）当时在上层建筑值勤，他形容爆炸发生瞬间主桅后方被火焰墙吞没，他直觉舰船一定会沉没，因为这种尺寸的舰船无法承受如此爆炸；随后着火的碎片像雨一样落下。中雷后四台主柴油发电机有三台立即熄火，剩下那台也因负载过重跳闸；五分钟后，山缪·罗伯特号彻底失去电力。约10分钟后，工程人员设法让仍在漏水的AMR2舱内的其中一台柴油发电机重新启动，但运转缓慢，无法提供消防和抽水所需的足够动力（舰上人员另架设两台P-250抽水泵进行排水），而消防泵压力过低，无法启动水成膜泡沫（AFFF）灭火系统；AMR2舱的另一台发电机仍然瘫痪，并泄漏润滑油。

　　随后，舰上情况出现转机。在一号辅机舱（AMR1），轮机消防员迈克·提利（Mike Tilley）、乔·贝克（Joe Baker）和轮机兵兰迪·塔图姆（Randy Tatum）成功重启了第一台发电机；当舰长下令全员备战时，迈克·提利本应前往上层甲板，但他决定留在AMR1并关紧水密门，因为他认为若接下来触雷，一号辅机舱的发电机必须保持运转；这是一项极度冒险的决定，若雷区正位于该舱下方，他们三人将无生还可能。

　　中雷后，一号辅机舱是唯一未进水的舱室。当时舱内一片漆黑，靠紧急照明手电，提利打开发电机外壳钻进去检查，发现调速器损坏。由于控制面板失效，无法正常启动，他只剩一招“自杀启动”：用手推动紧急启动柱塞释放压缩空气来启动马达。更危险的是：调速器损坏，一旦启动可能导致转速过快解体——他将瞬间死亡。此外，舰上仅剩最后一瓶高压空气罐，意味着只有一次机会。

　　提利让塔图姆在配电盘准备启动，然后按下柱塞进行“自杀启动”；柴油机开始缓慢运转，随后提利爬出机器舱手动调整至60Hz。一号发电机启动后，全舰照明恢复，消防泵获得动力。15分钟后，舰上消防龙头终于恢复使用并开始灭火。指挥官林恩事后表示：若非提利成功重启发电机，舰上根本无法持续灭火与排水，山缪·罗伯特号必沉无疑。

　　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NAVSEA）事后调查确认，一号柴油发电机恢复运转后，舰上消防水压终于回升到可用水平；工程人员随后也让漏水的AMR2舱内两台发电机勉强恢复部分运转，挤出有限电力支援全舰。

　　山缪·罗伯特号中雷后情形，在中雷后，上层建筑的排气道因燃油泄漏引发火灾，烟囱右侧被火势熏黑。

　　舰上两处主要火灾发生在主机排气道内，火势距离76毫米速射炮的弹药库非常近。飞弹士官长（GMCS）雷纳特发现76毫米炮弹弹药库的温度已上升至摄氏115度并持续攀升，随即向损管中心求援。副舰长（XO）约翰·艾克柏里少校（Lt. Cmdr. John Eckelberry）赶到现场，指挥人员组成“工作队”（working party，用人力接力传递灭火水桶），将76毫米速射炮的炮弹从弹药库搬运至上层甲板。

　　在中雷后30分钟内，山缪·罗伯特号以每15分钟下沉1英尺的速度持续下沉。破损的2号辅机舱（AMR2）情况十分严峻，舱壁上出现两个如餐桌大小的破洞，海水不断灌入，受损变形的舱壁看起来随时可能崩塌。保罗·林恩特地前往2号辅机舱，组织人手进行堵漏作业，并告诫大家必须保住该舱，因为主机舱与3号辅机舱（AMR3）已被海水淹没失守，如果再失去2号辅机舱，舰艇将因浮力不足而沉没。他估计成功保住舰艇的机会约为40%。舰上损管人员全力抢修2号辅机舱，使用了许多衣物、军官舱室的枕头与床垫来堵住破口，并以金属条和支撑板固定这些软质堵漏材料。

　　随着山缪·罗伯特号持续下沉，副舰长艾克柏里少校一度考虑是否启动弃船程序，包括销毁通信密码本和密码机；然而，他看到舰上人员士气高昂、全力抢救，因而向舰长保罗·林恩报告，认为不应启动销毁程序，否则会使舰员误以为他们正在输掉这场损管战。保罗·林恩对此表示同意。随后，他通过全舰广播系统（1MC）向全体舰员通报损管进展，并表示有两艘友舰正赶来支援，但仍距70海里之外；而且由于水雷区范围不明，他不愿让友舰冒险进来，因此决定依靠本舰之力完成损管任务。

　　虽然1号发电机重新启动，使舰上恢复了消防与抽水能力，但山缪·罗伯特号仍持续下沉。保罗·林恩立即意识到，舰员喷洒的消防水正在加速舰体下沉，情况类似于先前受创的史塔克号（USS Stark）；照此下沉速度，舰艇大约只能再维持半小时。于是他透过1MC全舰广播下令：“停止所有灭火行动”（Cease fighting all fire）。下令15分钟后，舰艇果然停止下沉。到了下午17:25，舰员已将2号辅机舱的进水深度控制在6英寸，尽管仍有渗水，但抽水泵的排水速度已能对抗进水，舰员终于可以恢复灭火行动。此外，为了防止下方主储藏室（main storeroom）因上方海水和油料重量而破裂进水，舰员在储藏室内搭建支撑结构以强化其承重能力。

　　水雷的爆炸冲击力对山缪·罗伯特号的3号辅机舱（AMR3）造成了严重损害，许多管路被震弯或破坏。当时舰上人员投入大量努力守住3号辅机舱，避免其被海水淹没，否则整艘舰艇将会沉没。

　　为了防止上方海水的重量使机械舱的钢板变形破裂，进而造成储藏室进水，舰上人员利用舰内现有木材（包括扫帚）搭建了支撑架，加强储藏室的结构稳定性。

　　触雷后两小时，舰上终于能够稳定供应消防水龙。轮机长冯·虎克（Van Hook）决心扑灭火势，他亲自进入舱内检查火灾情况，最后判断舰上最后一处主要火源位于烟囱排气道附近，是藏在船楼顶部两个用于大型维修的开口隔板（access plates）底下。这些开口是为了更换燃气涡轮主机、发电机等大型设备而设的。冯·虎克计划将两个维修隔板拆除，然后直接使用水成膜泡沫（AFFF）灭火剂喷洒火源。

　　保罗·林恩本来担心贸然拆除隔板会让密闭空间的火焰突然获得大量氧气而造成危险，但最终仍被冯·虎克说服。果然，当损管人员移除隔板时，瞬间喷出一大团火焰；随后消防人员立即用AFFF对准火源喷洒，仅几分钟便将火势扑灭。排气道起火导致烟囱右侧整片烧黑。终于在当晚21时05分，也就是触雷四个多小时后，舰上的最后一处火源被扑灭。保罗·林恩下令已经筋疲力尽的船员到甲板上休息（因为舰艇仍处于危险状态）。

　　在得知山缪·罗伯特号触雷后，第五舰队旗舰科罗纳多号（USS Coronado AGF-11）上的中东特遣部队指挥官安东尼·雷斯少将（Rear Adm. Anthony A. Less）曾通过无线电联络保罗·林恩中校，其间一度要求林恩评估舰艇沉没的可能性。林恩中校回答说“No higher honor”，这是1944年10月25日莱特湾海战中，同样命名为山缪·罗伯特号的护航驱逐舰（USS Samuel B. Roberts DE-413）被日军击沉后，指挥官罗伯特·卡普兰中校（Cmdr. Robert W. Copeland）在被救起时所说的话：“没有比与这些人并肩作战更高的荣耀”。不过，林恩中校也知道该海域附近有大量鲨鱼，一旦弃舰，人员势必面临巨大风险，因此他坚持要奋战到底。

　　在山缪·罗伯特号触雷后不到一小时，舰上人员发现伊朗海军巡防舰萨汉号（Sahand F.74）正在靠近；同时，一架伊朗P-3F巡逻机也飞来。此前，山缪·罗伯特号曾在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阻止萨汉号行动，并将其逼回港口。当萨汉号靠近至5海里时，保罗·林恩决定采取行动；他利用舰上有限的电力，命令战情中心（CIC）的战系官（CSO）将一枚标准SM-1导弹送上MK-13发射架，并连结射控雷达准备作战。随后，林恩通过无线电分别警告萨汉号和伊朗P-3F，如果不离开将开火。警告奏效，萨汉号与P-3F随后先后撤离，山缪·罗伯特号也继续将SM-1导弹留在发射架上戒备。

　　经过五个小时奋力灭火与堵漏，山缪·罗伯特号的人员成功控制住灾情。之后，山缪·罗伯特号靠自身辅助推进器，以5节的速度缓慢驶出雷区，并由友舰拖带返航至巴林。经过舰上人员彻夜抢修，山缪·罗伯特号的作战系统与武器系统在次日恢复正常运作。

　　山缪·罗伯特号触雷时，舰上的SH-60B“海鹰”直升机正停放在甲板上待命；触雷后，直升机引擎停止运转，有燃油泄漏到甲板，机组人员立即判断该机可能漏油并引发火灾。经过一小时确认后，直升机机组回报该机无泄漏，且仍可飞行。该机随后起飞，在山缪·罗伯特号上空盘旋数圈进行测试，确认无问题后降回舰上，并立即搭载最重伤员以最大速度飞往圣荷西号补给舰。

　　得知山缪·罗伯特号触雷后，圣荷西号派遣直升机运送消防装备和工程补给前往协助灾后处理；附近的美军两栖船坞运输舰特伦顿号（USS Trenton LPD-14）也通过直升机提供设备与淡水。到4月14日晚间，山缪·罗伯特号共将10名受伤人员（多为烧伤）通过直升机转送至圣荷西号与特伦顿号（其中1人）治疗，并随后送往驻巴林的后勤支援单位（Administrative Support Unit Bahrain）。其中4名重伤烧伤人员被转送至西德医院，其余6人则在第二天返回山缪·罗伯特号。

　　山缪·罗伯特号在巴林进行紧急修补后，由半潜起重船“大公仆二号（Mighty Servant 2）”运回美国BIW造船厂完成整修。

　　1988年4月18日，**山缪·罗伯特号（USS Samuel B. Roberts）**被拖入迪拜船坞进行紧急修补，之后在6月27日被装载上“大公仆二号”半潜运输船，并于同年10月6日返回美国本土缅因州波特兰的贝斯钢铁造船厂（Bath Iron Works, BIW）进行全面修复。在修复过程中，整艘装有燃气涡轮的舰段被切除，换上一个重达315吨的新造舰段。整个修复项目耗资8,950万美元。

　　在山缪·罗伯特号触雷后，美军在事发海域发现数枚水雷，并确认其中几枚是在1987年9月由伊朗猎雷船Iran Ajr布设的。山缪·罗伯特号受伤4天后，即4月18日，美国海军对伊朗发起了报复性打击——“螳螂行动”（Operation Praying Mantis）（详见“企业号航空母舰”条目）。在行动中，佩里级护卫舰辛普森号（USS Simpson FFG-56）与导弹巡洋舰温赖特号（USS Wainwright CG-28）使用舰炮摧毁了一座伊朗海上石油平台，随后与一艘伊朗“战士-II”级导弹快艇约珊号（Joshan）交战。两艘美舰共发射四枚“标准”防空导弹将其击沉。

　　佩里级护卫舰最初被设计为可消耗的次级舰艇，但未曾预料的是在1980年代末期遭遇两次严重战损后仍能幸存。这得益于美军优秀的损害控制训练，也显示出佩里级舰艇基本结构设计的坚固。多位专家事后分析认为，山缪·罗伯特号这种级别的触雷伤害在理论上难以存活，但该舰官兵凭借顽强意志赢得了这场几乎没有希望的战斗。

　　1988年4月18日，在波斯湾执行护航任务的美国海军发动了对伊朗的“螳螂行动”，以报复4月14日山缪·罗伯特号被伊朗布雷炸伤。此次作战目标是摧毁伊朗将海上钻井平台改造为封锁战前哨基地及雷达站的设施，包括萨珊（Sassan）和希利（Sirri）平台等。

　　当天伊朗试图对美军部署的机动海上基地Wimbrown VII进行反击。下午，担任海上基地护卫的美国海军佩里级护卫舰盖瑞号（USS Gary FFG-51）侦测到一架伊朗H-3“海王”直升机，该机可能通过雷达或电子侦收手段锁定了盖瑞号和海上基地的位置。

　　这架H-3直升机飞行高度约8000英尺，保持在“标准-1”防空导弹最大射程边缘。由于伊朗海军也装备了该型导弹，熟知其作战范围。盖瑞号舰长请求无预警击落该直升机并获批准。但由于距离达25英里，舰载导弹射控系统无法锁定目标（即使尝试用手动方式控制SPG-60照明雷达，也未能绕过系统限制）。随后一位军官建议，该直升机可能仅以被动方式侦收盖瑞号雷达信号，因此盖瑞号可关闭雷达、悄悄驶近目标，缩短距离后再开雷达、发射导弹攻击。

　　盖瑞号舰长采纳了该建议，向H-3方向前进6000码后重新开机并发射“标准-1”防空导弹。雷达随后发现该直升机开始急速下降，判断其已发现导弹来袭并选择关闭发动机、使直升机以旋转方式快速迫降。因判断导弹无需命中目标，盖瑞号主动中止导引。

　　不论该直升机是否存活，其可能已完成任务：锁定了美军Wimbrown VII基地的位置。不久，负责监听伊朗军通话的赫克力士基地（Hercules）警告，有7架伊朗F-4战机起飞并高速逼近。同时，美军上级也发出警报，称东北方疑似有多枚反舰导弹正朝海上基地飞来。盖瑞号的AN/SLQ-32(V)2电子战系统也侦测到来自东北方的导弹寻标雷达信号。约15至20秒后，AN/SPS-49对空搜索雷达亦侦测到40海里外有不明目标快速接近。

　　这些讯号与已知情报严重不符，因为美军原认为伊朗最近的岸基反舰导弹阵地位于西北方的法奥岛（Fao），而该岛距盖瑞号太远，超出导弹射程。无论如何，此时盖瑞号的所有主动/被动侦测设备，包括AN/SPS-49雷达、AN/SLQ-32电子战系统及CAS搜索/跟踪雷达，都已明确侦测到反舰导弹直扑盖瑞号与Wimbrown VII基地而来。

　　盖瑞号立即加速至全速航行，反潜直升机升空并维持在8000英尺高度，利用机载电子侦收设备协助盖瑞号追踪反舰导弹的动向。同时，机动海上基地启动了导弹防御机制，基地内4名配备刺针肩射防空导弹的士兵就位，基地内所有直升机也尽快升空撤离；此时，正好在Wimbrown VII基地访问的第一海军特种作战开发组指挥官特德·格拉博斯基准将，被基地指挥官斯塔布尔菲尔德要求登上PB巡逻艇并与基地保持距离，如果基地真的被击中，则返回抢救人员。

　　这时，盖瑞号驶到Wimbrown VII海上基地与反舰导弹飞行路径之间，发射所有干扰弹和金属箔条，以保护缺乏自卫能力和机动能力的机动海上基地；但盖瑞号也因此挡住了海上基地四名刺针导弹射手的射界，使他们无法进行拦截。由于来袭导弹距离海面只有30至35英尺，对于盖瑞号配备的标准一型防空导弹来说飞行高度太低，加上海面反射干扰信号，导致舰上射控雷达无法建立稳定锁定；而舰上的MK-15方阵近迫武器系统（CIWS）则成功锁定目标。

　　当盖瑞号的射控雷达终于锁定来袭导弹时，导弹已逼近至标准SM-1导弹的最小射程以内（仅剩8至9海里）。此时，盖瑞号一边转向，使来袭反舰导弹进入舰尾方阵CIWS的有效射界，同时持续发射剩余的干扰弹；舰上的炮手也朝着导弹来袭方向全速开火，使用76毫米速射炮（实际上，由于海面起雾，炮手无法目视目标，只能大致朝方向盲射，自然也没有命中迹象）。当来袭导弹接近盖瑞号至7海里距离时，SLQ-32电子战系统突然接收不到导弹寻标器信号，且没有人能确定盖瑞号是否真的击落了导弹（当时只有76毫米速射炮开火过），只能确定这枚导弹并未击中任何美军单位。不久之后，盖瑞号的AN/SLQ-32电子战系统再次接收到另一枚反舰导弹的雷达信号，但信号在25海里外的海面上消失。

　　除了盖瑞号外，参与“螳螂行动”的美军三角洲水面作战群也曾遭到伊朗发射的反舰导弹攻击，但同样没有命中。这波伊朗导弹攻击至此结束，美军随即转移Wimbrown VII海上机动基地的位置，以避免再次遭袭；美军也一度指派佩里级护卫舰辛普森号（USS Simpson FFG-56）增援盖瑞号，共同防御Wimbrown VII海上机动基地，但不久后辛普森号又被撤回，只留下盖瑞号独自守卫。对此，海军上将安东尼·A·莱斯（Anthony A. Less）亲自向盖瑞号致歉，表示并非不愿增援，而是实在抽不出兵力。

　　由于此时两伊战争已现曙光，美国海军选择淡化这次反舰导弹攻击事件，没有进行进一步报复，以避免局势恶化；甚至事后对于当天美军舰艇是否遭到伊朗反舰导弹攻击，态度也相当模糊。根据当时美国在北波斯湾特遣部队的指挥官说法，盖瑞号与海军、空军、陆军的军机和特种作战小艇共同作战，保护附近的浮动基地“Hercules”和“Wimbrown VII”；但对盖瑞号声称遭遇伊朗“蚕式”（Silkworm）反舰导弹攻击并将其击落一事，则未予证实。尽管如此，盖瑞号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一些军官仍获得美国海军授勋表彰。

　　在2000年代初期，标准SM-1防空导弹已经停止生产，并且没有后续升级。在2004年，美国海军需要做出决策，是否对现役的佩里级巡防舰进行中期延寿升级，或者准备将其除役并不再编列相应的维护预算。最终，美国海军选择了后者。因此，在2004年，美国海军决定将当时仍在使用的MK-13发射器和标准SM-1防空导弹系统拆除，并将剩余的佩里级舰只转为单纯的水面巡逻舰。这些舰艇主要用于南方司令部（SOCOM）在加勒比海执行海上安全维护与打击非法活动等任务。在此之后，剩余的佩里级舰只再也没有接受任何重大船体、机械或电子（HM&E）和作战系统的升级。直至2014年最后一艘佩里级巡防舰退役时，美国海军仍然以高强度的任务节奏操作这些舰艇，而这都没有进行任何重要的维护工作。

　　拆除MK-13发射器和标准SM-1防空导弹之后，这些设备全部提供给仍在使用该型导弹系统的买家，如波、西、土和湾等。由于美国在拆除MK-13时并未考虑恢复系统，因此若未来这些舰艇的买家希望恢复导弹系统，将面临较高的成本。

　　拆除MK-13发射器后，最后九艘佩里级舰只的舰首原位置安装了MK-38 Mod2 25mm遥控机炮，原本的舰载小艇和重力下滑式吊艇柱也被替换为RHIB突击艇和现代化的起重机，这些改装旨在增强舰艇执行水面巡逻和拦检的能力。移除MK-13发射器及所有导弹后，每艘佩里级的编制人数也显著减少。从1980至1990年代，每艘佩里级的编制为220至230人，而到2010年后，编制人数降至约150人（这也与美国海军在2000年代实施的人员优化和降低人事开支有关）。此外，美国海军还更换了佩里级的柴油发电机组，用可维护性更好的Caterpillar 3512B柴油机取代了原本的Detroit Diesel柴油机，以降低后勤成本。剩余的佩里级舰只也陆续更换了具备反水面能力的MK-15 Block 1B近防武器系统和MK-53 Nulka主动诱饵系统。

　　到2010年代，佩里级舰只即将完全退役时，美国海军的现役舰艇数量已经开始逐渐减少，而原本计划替代佩里级的LCS（滨海作战舰）项目进展不顺，实际上根本无法接替佩里级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意识到问题，开始考虑延长部分佩里级的服役期。但由于2004年已做出的决定，剩余的佩里级再也没有按照常规节奏进行维护。到2010年代中期，舰艇的状况已不适合进行延寿工程。因此，最后一艘佩里级舰——辛普森号（USS Simpson FFG-56）在2015年9月正式除役。

　　除了美国海军本身使用外，佩里级也有一定的外销记录。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是佩里级的第一个客户，共操作六艘，称之为阿德莱德级（Adelaide class）。前四艘阿德莱德级在美国建造，由陶德太平洋船厂西雅图厂于1980至1984年间交付；第五、第六艘则授权澳大利亚的川斯费德（Transfield）造船厂建造，并于1990年代初期完成。这些舰艇的编号是按照佩里级在美国建造的顺序进行的，因此四艘在美国建造的阿德莱德级分别使用了FFG-17、18、35、44四个号，成为美国海军佩里级舰队中的空号。

　　佩里级的第二个外销客户是西班牙。美国在1980年代初期授权西班牙在Ferrol造船厂建造六艘，西班牙海军称之为圣塔玛丽亚级（Santa Maria class）。圣塔玛丽亚级与原版佩里级的主要区别在于采用了西班牙自制的马洛卡型（Meroka）近防武器系统替代了美国的方阵系统，并且配备了IPN-10“行动数据自动化系统”（Action Data Automation，ADA）。前四艘圣塔玛丽亚级使用MK-92 Mod2射控雷达，最后两艘则升级为MK-92 Mo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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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湾海军在1980年代实施的光华一号造舰计划中，也选择了佩里级设计作为基础，所建造的成功级飞弹巡防舰便是基于此设计。由于该计划是为避免条约的干扰，未采用正规的军售模式，因此成功级并未采用美国飞弹巡防舰的编号。

　　原本佩里级的可能接替者，是八个北约国家（美、英、法、西德、意、荷、加、西）在1980年展开的北约90年代巡防舰替代计划（NATO Frigate Replacement，NFR-90）。然而，由于各NFR-90参与国的需求和理念互异，整个计划没有有效的主导者与决议机制，导致对载台基本设计以及主要作战装备等关键规格无法达成共识，加上各国在涉及利益的系统选择、工作量分摊和成本分担等方面存在许多分歧，种种因素使得整个计划进展缓慢，最终宣告失败。在1989年9月至10月，英、法、意、西和德纷纷退出。1990年1月西宣布退出后，NFR-90计划随即被取消。美国海军检讨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形势后，认为大洋反潜作战所需的次等护航舰艇需求不再迫切，决定全力发展建造增加机库的伯克级Flight 2A导弹驱逐舰，而不立即提出接替佩里级或诺克斯级的舰艇；至于美国海军的佩里级和诺克斯级巡防舰，则从1990年代开始陆续退役。

　　随后，美国将许多封存的佩里级巡防舰出售给盟国，包括埃及四艘（FFG-22、23、25、26）、巴林一艘（FFG-24）、土耳其八艘（FFG-13、15、16、19、20、21、27、30）、波兰两艘（FFG-9、11），而FFG-10则在拆解后出售给土耳其作为备件。到2010年初，美国海军现役舰队中仍有20艘佩里级（FFG-32、33、36、40、43、45、55、57、59、61），此外还有10艘（FFG-28、29、37~42、56、60）服役于后备舰队（Naval Reserve Force，NRF）。

　　在2006年7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计划将一批美国海军除役或即将除役的舰艇移交给盟国。如果该计划在众议院通过，它将被列入2007年国防授权法案。在这批舰艇中，2004年5月除役的两艘短舰体型的佩里级舰“乔治·菲利普号”（ex-USS George Philips FFG-12）和“赛德号”（ex-USS Sides FFG-14）将提供给葡萄牙，但葡萄牙并未接受，而是选择从荷兰购买两艘二手道尔曼级巡防舰。乔治·菲利普号曾在2003年被提议向巴林推销，但最终被拒绝。

　　2006年，巴基斯坦向美国要求购买6艘二手佩里级巡防舰，以替代六艘逐渐老旧的英制Type-21巡防舰。2008年10月17日，美国国会批准将佩里级的“麦金尼号”（USS Mcinerney FFG-8）售予巴基斯坦，并于2010年2月18日由美国国防安全局（DSCA）正式宣布此项交易；该艦艇移交相关费用计入美国对巴基斯坦年度军事援助额度内，因此巴基斯坦无需支付任何费用。2010年8月31日，麦金尼号从美国海军退役，并立刻移交给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海军将其命名为“阿拉姆吉尔号”（PNS Al AAmgheer，F-260）。

　　2011年1月21日，阿拉姆吉尔号在训练作业时舰首不慎撞击码头受损，导致服役时间延误，直到2011年7月19日该舰才正式服役。麦金尼号移交时尚未进行任何改装，舰上的防空导弹系统并未恢复，之后舰首位置增加了两座四联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原本巴基斯坦考虑继续购买八艘佩里级，但后来转向向土耳其和东大购买新巡防舰。

　　售予巴基斯坦的佩里级第二号舰“麦金尼号”（USS McInerney FFG-8），被巴基斯坦命名为：“阿拉姆吉尔号”（PNS Alamgir，舷号F-260）；在移交时，其原有的MK-13导弹发射器并未恢复

　　日后在舰桥前方加装了两组四联装“鱼叉”反舰导弹。“阿拉姆吉尔号”（PNS Alamgir，F-260）发射“鱼叉”反舰导弹的画面。

　　在2000年代末期，美国海军计划将剩余的佩里级全部退役并出售，以释放资源和人力，转而接收新一代的多功能濒海战斗舰（LCS）。尽管美国国会中有议员主张继续保留佩里级，但美国海军少将巴里·麦卡洛（Barry McCullough）在2009年6月16日否决了该提议。美国海军在2010年2月提交给国会的2011财年造舰计划中明确表示，现役约20艘佩里级将于2015年前通过军售管道全部转让给盟国。

　　这些佩里级在美海军服役时间通常还不到25年，理论上经延寿后还能继续服役15至20年，因此对经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极具吸引力。这也使得佩里级的翻修与升级市场在2010年代颇具潜力。

　　到了2011年中期，由于美国财政状况恶化，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奥巴马政府要求美国国防部将2013年度预算削减100亿美元，并在未来十年内削减至少464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此，美国海军提出了一些节约经费的措施。根据2011年9月23日新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NO）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 Greenert）的说法，美国海军将在短时间内整批退役部分高龄舰艇，包括剩余的佩里级导弹护卫舰、两艘蓝岭级指挥舰、三艘剩余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LPD-7、9、15）、仍在现役的唯一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帕劳号”（USS Peleliu LHA-5）以及所有海岸巡逻艇等。

　　尽管美海军内部有声音反对快速退役佩里级，认为LCS交付速度赶不上舰艇减少的速度，可能造成低强度任务舰艇不足的空窗期，但经费短缺的现实让美国国防部别无选择。最终，约有21艘佩里级是在服役仅约17年的情况下提前退役。到2015年10月，佩里级已全部从美海军序列中除役。

　　·墨（由美出资）：转移两艘，分别是“柯尔茨号”（USS Curts FFG-38，原定2013年1月25日移交）与“麦克拉斯基号”（USS McClusky FFG-41，计划于2014财年移交）；

　　·土（由美出资）：转移两艘，分别是“哈里伯顿号”（USS Halyburton FFG-40）与“萨奇号”（USS Thach FFG-43，计划于2014财年移交）；

　　·泰（由美出资）：转移两艘，分别是“兰兹号”（USS Rentz FFG-46，计划于2014财年移交）与“范德格里夫特号”（USS Vandegrift FFG-48，计划于2015财年移交）；

　　虽然该法案早在2012年6月4日就递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但由于美国国会下半年主要聚焦于2013年初的“财政悬崖”问题，导致2013财年国防预算未能按时通过，连带影响了舰艇转移的进度。

　　以台为例，美国在2013年5月通过“剩余国防物资法案”审查，并于同年6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授权出售上述四艘佩里级舰艇。2013年11月20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无异议通过；2014年4月7日众议院也无异议通过并送往参议院，最终在2014年12月4日由参议院通过（案号S.1683），12月18日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授权期限为三年（授权买家需在三年内决定是否购买并完成手续）。

　　该法案包括对台出售4艘、对墨西哥转移2艘；原案还包括对巴出售4艘、对土2艘（FFG-40、43）、对泰2艘，但因土和巴有支持叛乱分子的疑虑，参议院未通过相关部分（其中FFG-43在2016年7月的环太平洋军演中被用作靶舰击沉）。

　　台方，在2014年度国防预算中编列了购买两艘佩里级的预算，美方最终在2015年12月17日公布了出售“泰勒号”（FFG-50）与“加里号”（FFG-51）两艘舰艇的军售案，并于2017年3月9日正式移交给台海军。

　　（上与下）在2012年被国会授权出售给土耳其的“萨奇号”（USS Thach FFG-43），

　　由于遭到参议院否决，最终于2016年7月中旬，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 2016）中被作为靶舰击沉。在这次演习中，“萨奇号”的舰体先后被韩国潜艇、澳大利亚护卫舰、美国巡洋舰和反潜机发射的四枚“鱼叉”反舰导弹和一枚“战斧”巡航导弹、澳大利亚与美国的SH-60反潜直升机发射的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国海军F/A-18战斗机投掷的一枚MK-84 2000磅炸弹、美国空军B-52轰炸机投掷的一枚GBU-12激光制导炸弹，以及美国潜艇发射的一枚MK-48鱼雷命中。命中武器的高爆炸药总量接近5000磅，但“萨奇号”仍然在12小时后才沉没；这是因为靶舰在使用前已将燃油与弹药卸除，中弹后不会引发连锁的火灾与爆炸；除非在水线位置被大量打出破口进水，否则难以迅速沉没。

　　2014年2月12日，被派往黑海的有佩里级护卫舰“泰勒号”（USS Taylor FFG-50）在土耳其萨姆松港（Samsun）附近进行补给作业时发生搁浅事故，舰体与螺旋桨受损，约有1760加仑燃油泄漏，但无人伤亡。此后，美国海军将“泰勒号”拖回，修复并按原计划服役至2015年。

　　美国海岸警卫队也从退役的佩里级舰艇上回收了MK-75型76毫米速射炮及其相关控制设备、零部件等，用以维护海岸警卫队大型舰艇上的同型火炮，这项举措节省了超过2400万美元的维护费用。

　　2015年9月29日，美国海军最后一艘在役的佩里级护卫舰“辛普森号”（USS Simpson FFG-56）退役，标志着佩里级在美国海军服役时代的终结。“辛普森号”曾在1988年4月18日，两伊战争期间，参与对伊朗的“螳螂行动”（Operation Praying Mantis），击毁了伊朗的“希利”钻油平台（Sirri）并击沉伊朗导弹快艇“约珊号”（Joshan P-25），其舰员因此获得了美军“联合功绩部队奖章”（Joint Meritorious Unit Award）和“战斗行动勋表”（Combat Action Ribbon）；这是在“辛普森号”退役之前，美国海军最后一次参与的水面作战。

　　2017年6月13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Adm. John Richardson）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演讲时透露，美国海军正考虑一切可能方案，尽快达成2017年上台的总统（Donald Trump）提出的“355艘舰艇海军”目标（355-ship fleet）。当时美国海军拥有275艘现役舰艇，而新总统的目标是在2020年代中期将舰艇总数提升至355艘，以有效应对中俄对美国海权的挑战。理查森上将表示，为达成此目标，美海军必须立即开始建造新舰艇，并延长现役舰艇寿命；若立即对“伯克级”驱逐舰进行延寿工程，美国海军即可将达成355舰目标的时程提前15年。然而，“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的分析师、前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上将（Adm. Jonathan Greenert）前助理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向《美国海军新闻》（USNI News）表示，让已经封存的佩里级舰艇重返现役不仅成本高昂，每艘还需投入约150名宝贵兵力，而这些老舰的作战能力却非常有限。

　　2017年11月中旬，传出消息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于10月完成的一份备忘录指出，不应启封佩里级舰艇。该文件表示，若让10艘佩里级舰艇重返现役，不仅需翻修舰体，过时的作战系统也需更新，未来10年将需超过43.2亿美元的成本，这将排挤美国海军其他更重要的装备升级与维护计划（当时未升级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从2020财年起陆续达到35年原始寿命而准备退役）或采购计划（如美军正推进的FFG(X)未来导弹护卫舰计划）；另一份同样在10月完成的备忘录指出，目前封存的10艘佩里级中，有两艘已由国会授权移交盟邦，还有一艘舰体状况不适航，剩余7艘若要恢复现役，也需耗费超过30亿美元。对此，美国众议院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House Seapower Subcommittee）主席罗布·惠特曼（Rep. Rob Wittman）也呼吁，美国海军应投资于“提康德罗加级”老舰的升级延寿，而不是任由其自然退役。

　　2019年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公布一项潜在军售计划，将佩里级护卫舰“罗伯特·布拉德利号”（USS Robert G. Bradley FFG-49）翻新后移交给巴林，相关项目总金额约为1.5亿美元；后续的翻修作业在查尔斯顿进行。根据2022年7月初的消息，除了FFG-49之外，美国还计划将另一艘佩里级舰艇移交给巴林。在此之前，巴林已拥有一艘佩里级舰艇，原为“杰克·威廉斯号”（USS Jack Williams FFG-24），1996年9月13日移交给巴林，被命名为RBNS Sabha（FFG-90）。

　　土耳其海军经过 G-GCMP 改良的佩里级护卫舰 TCG Göksu（F-497）（原为美国海军的 USS Estocin，舷号 FFG-15）。请注意，舰上的 MK-13 发射器前方新增了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原本的 SPS-49 雷达也已被 SMART-S MK-2 三维多波束雷达取代，其他电子系统也进行了多项升级（例如 MK-91 火控系统中的 CAS/STIR 天线已更换为固态发射机）。

　　土耳其是接收美国海军退役佩里级护卫舰最多的国家，共计操作八艘，这些舰艇于1998年至2003年间陆续移交。前三艘是以美国援助方式移交，其余五艘则由土耳其自行购买。土耳其将这批佩里级称为加济安泰普级（Gaziantep class），又称G级护卫舰，因为它们都以字母“G”开头的地名命名。这八艘舰分别为：

　　此外，土耳其还在1999年4月5日购买了前 USS Duncan（FFG-10）作为备件来源。根据2008年8月初的消息，土耳其当时正考虑再从美国引进两艘佩里级，以增强舰队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雷神公司曾是澳大利亚“佩里级飞弹护卫舰升级计划”（Perry Upgrade Program，PUP）的关键承包商，因此 G-GCMP 的软硬件与系统改良工程将大量借鉴澳洲 PUP 计划的经验。

　　GENESIS 系统的开发始于1999年，它是一种开放架构、完全分散式的作战系统，用以完全替代佩里级原有的 JDTS 封闭式军规架构系统和 UYQ-21/OJ-194/197 操作控制台。该系统整合了指挥、控制、通信、情报、武器射控等多种功能，广泛应用了市售现成技术（COTS）。系统的每个显示与运算单元都通过**中央系统接口单元（CIU）与舰上各传感器及武器系统相连，再借助千兆以太网（Gigabit Ethernet LAN）与子系统接口单元（SIU）**连接各子系统，使得任何一个控制台都能访问全舰的感测与武器数据。

　　由于硬件性能大幅提升，GENESIS 可同时追踪多达1000 个目标轨迹，远超过佩里级旧系统的 64 个目标上限。

　　GENESIS 的战情中心配备有8 个多功能操作工作站，每个控制台内建计算处理单元，并配有两个 21 英寸的大型平面显示器，可整合呈现传感器数据形成完整战场图像。此外，还设有两个战术操作台与一个大型战区态势显示屏。原先佩里级只有两个用于武器射控的控制台，升级为 GENESIS 后，战情中心内所有控制台都可执行所有作战功能，控制台之间可互相替换，提升作战弹性与可靠性。

　　GENESIS作战系统的整体效能与自动化程度相比原本的JTDS/MK-92有了显著提升，具备自动雷达探测/追踪与资料融合系统（Integrated Automatic Radar Detection, Tracking, and Data Fusion System），可同时整合不同雷达的侦测信息并进行统一追踪。过去来自不同传感器对同一目标的侦测信息，在输入作战系统时已经被整合为单一的目标轨迹数据。此外，GENESIS还能自动整合来自舰上其他资产（如舰载直升机，甚至未来的无人机）传来的传感数据，进一步增强舰艇的态势感知能力。

　　GENESIS增加了原先佩里级不具备的自动化目标探测与追踪系统（Automatic Target Detection and Tracking System），并整合了具备威胁评估与武器分配（Threat Assessment and Weapon Allocation, TEWASA）功能的自动化决策支持模块，使得目标情报整合、信号处理和错误修正能力显著提升。以往空中或水面目标的追踪作业需要人工介入，而GENESIS已实现全自动化，从目标发现、决策运算到火控接战的整体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GENESIS的系统整合程度更高，例如原本独立运作的方阵近迫武器系统（CIWS）、Decca导航雷达与敌我识别器，现在都加装了接口，通过局域网络与作战系统结合（例如由MK-92的CAS雷达天线引导方阵系统进行接战）。这样舰上所有传感器与武器都可整合协同运作，不仅提升工作效率，也减少失误或目标丢失的可能。例如，当MK-15 Block 0方阵系统独立运作时，如果雷达在追踪中丢失目标，系统会回到预设位置重新搜索，浪费宝贵的反应时间；而在与GENESIS整合后，可透过舰上其他感测器（如CAS或STIR雷达）持续接收追踪信息，继续完成接战任务。此外，整合入作战系统的方阵也可由舰上人员直接控制，可用于打击低速的无人机（UAV）或水面快艇等目标。

　　由于新系统采用分散式架构，GENESIS可连接的雷达数量是过去的两倍，未来也能轻松整合新型传感器。此外，GENESIS还具备完整的自我检测功能和内建训练软件，方便日常的维修保养与人员训练。虽然MK-92射控系统的雷达天线并未更换，后端系统（如UYK-7军规计算机）仍被保留，但仅作为冷备援系统，在GENESIS完全失效时才启用。

　　除了作战系统，G-GCMP升级计划还包括新的监控系统，如设置在舰上高处的多个电视显示器，可透过多功能控制台集中监控全舰状态；舰桥则增设了新的整合导航、航行控制与操舰系统，少量人员即可在舰桥完成所有船舰操控与指挥任务。由于土耳其海军的佩里级属于短舰体构型，原未配备LAMPS-3反潜直升机系统，因此G-GCMP也在舰尾直升机甲板加装ASIST辅助降落系统，以操作S-70B反潜直升机。

　　在数据传输方面，原本土耳其佩里级仅具备Link-11/14数据链，而G-GCMP升级还包括了由土耳其MilSOFT开发的多功能战术数据链系统（MP-TDLS），相容于Link-11/14/16/22，可与北约或联合国的多国海上任务全面协同。此外，G-GCMP还包括更换为MK-54轻型鱼雷等项目。

　　第二阶段的G-GCMP升级涵盖剩余四艘佩里级，升级项目更为广泛，除了前述更新作战系统的内容外，还进一步整合了若干用于土耳其**“国家舰”（Milgem）计划的新设备，例如由Aselsan开发的新型三维X波段雷达（最终实际装舰的是Thales SMART-S MK-2 E/F频段三维多波束雷达）与国产声纳系统，新雷达取代了原有的SPS-49。此外，第二阶段还仿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阿德莱德级升级方案（PUP），在舰首MK-13单臂发射器前增设一具八联装MK-41垂直发射器，装填ESSM短程防空导弹。为此，MK-92的CAS/STIR雷达天线组也更换了新的固态发射机，以支持ESSM所需的分时照明**功能。

　　2009年2月，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获得一笔对土耳其的对外军售案（FMS），将为其佩里级巡防舰提供ESSM防空导弹、MK-41垂直发射系统与配套的固态照明雷达发射机。第一艘完成第二阶段改装、装设垂发系统的是TCG Gediz（F-495）。土耳其计划为四艘佩里级（F491、F495~F497）加装MK-41系统，并搭配SM-2、ESSM导弹。

　　2009年，雷神公司与Havelsan签署合作协议，以GENESIS/G-GCMP为基础向国际市场提供佩里级改装方案。目前，美土双方已向埃及与巴基斯坦海军介绍GENESIS系统，拥有二手佩里级的波兰海军也表示浓厚兴趣。此外，在土耳其规划的新一代TF-2000巡防舰计划中，也以一艘佩里级作为测试平台来评估新型装备。

　　到了2010年代末期，埃及也对其佩里级进行了一些升级，包括将AN/SPS-49雷达更换为Thales SMART-S MK2雷达。

　　（上与下）土耳其海军首艘完成 G-GCMP 第二阶段升级的佩里级护卫舰 TCG Gediz（F-495）实弹射击照片

　　上图显示的是从舰首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 ESSM 防空导弹，下图则是使用 MK-13 发射器发射标准型 SM-1 防空导弹。

　　如前所述，雷神公司通过陆续介入澳大利亚、土耳其的佩里级改装项目，逐步完善出一套以开放架构作战系统为基础、具备经济性与实用性的佩里级升级方案。该系统在国际市场上以“整合防御系统”（Integrated Defense Systems, IDS）的名义推出，并不断加入更多改良项目（包括外部感测系统等）。

　　雷神在 2000 年代后期推出的 SPY-5 轻型被动相控阵雷达，兼具追踪与射控照明功能。

　　图为一组 SPY-5 单元，每单元由前、后两组（各包含两个）阵列天线构成，共四面天线阵列。

　　佩里级更换两座 SPY-5 雷达的示意图，分别取代原有的 MK-92 CAS 天线与 STIR 照明雷达。

　　2009 年，在新加坡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IMDEX ASIA 2009）中，雷神不仅展示了土耳其 GENESIS 升级计划，还提出了另一个幅度更大的改装方案：将原本佩里级的 MK-92 CAS 天线与 STIR 照明雷达拆除，在两处分别安装一座 AN/SPY-5 多功能轻型相控阵雷达。

　　这是雷神从 2008 年初开始自费研发的小型被动相控阵雷达系统，主要针对小型舰艇或两栖舰等二线作战平台的防空自卫任务，强调多功能、低成本、轻便且易于安装。系统搭配 ESSM 短程防空导弹，能以可负担的成本实现高效能的近程防空能力。除了 ESSM，雷神还规划让 SPY-5 具备引导 SM-2 的能力。

　　SPY-5 采用 X 波段操作，具备多种功能：广域聚焦搜索、水平搜索、低角度搜索、导引导弹与舰炮接战、同时照射多个目标、为防空导弹提供中段与末端导引等。该雷达采用现有成熟的 MK-73 Mod 3 射控雷达系统的后端固态发射机（功率 2 千瓦），配合安装于下甲板的 MK-30 雷达处理器，再搭配两组全新开发、可轻易安装在舰桥或桅杆平台上的轻型被动相控阵天线 天线阵列单元由两组相控阵雷达天线组成（每组两面阵列），每组天线 度，每个单元最多可提供四个波束（每面天线一个），由后端系统控制快速切换方向与任务。一套由两具 SPY-5 构成的系统最多可同时应对六个不同目标。

　　雷神指出，SPY-5 的波束更精确、调度更灵活，因此其所需发射功率低于传统射控雷达，且能够同时追踪多个海上与空中目标，并同时引导防空导弹与舰炮攻击不同目标。由于其波束控制与处理能力优异，具备自适应能力，即使在近海等杂波干扰严重区域仍可维持最佳性能。其波束精度与灵活性也可充分发挥 ESSM 导弹的有效射程。

　　在 2009 年 7 月，SPY-5 的工程发展（EMD）原型（由两套天线组合）于雷神位于英国朴次茅斯的试验基地进行首次测试，随后便与北约海麻雀及 ESSM 防空导弹系统进行整合测试，计划于 2010 年底完成所有测试。

　　作为第一种“控制成本高于性能要求”的造舰计划，佩里级在服役生涯中难免受到诸多批评。然而，佩里级的设计背景在于 1970 年代——正值越战战争支出高峰，以及战后国防预算全面紧缩时期（1970 年美国国防预算占 GDP 的 7.8%、联邦预算的 28.8%；美军撤出越南后，至 1974 年国防预算已降至 GDP 的 4.4%）。如果当时没有佩里级这类经过严格成本控制的低成本舰艇，美国海军将根本无力建造足够数量的新舰来接替二战旧舰。事实证明，进入 1980 年代冷战后期，美苏再度军备竞赛，虽然美国军费已走出低谷，但若 1970 年代未能维持如佩里级这类造舰计划，则 1980 年代初美军舰队规模恐难应付当时冷战高潮。因此，尽管佩里级性能有所不足，成本控制也未臻完美，但在预算紧张的时代背景下，仍为美国海军提供了必要的舰队规模，可说完成其使命。

　　在同时期的全球三千吨级中/低端舰艇中，佩里级的作战能力可谓齐全：防空方面具备 SM-1 区域防空导弹系统与远程对空搜索雷达；反潜方面能搭载两架 10 吨级 SH-60B 反潜直升机、具备可侦测至第三汇聚区的 SQR-19 拖曳阵列声纳与鱼雷系统，还配有反舰导弹。这样的综合作战能力已足以作为多数小国的主力战舰。

　　然而从高强度作战的角度来看，佩里级的反潜与防空能力皆不算突出；更重要的是，其多项关键系统与结构设计秉持“次等护航舰能省则省”的理念，缺乏冗余系统，舰体结构强度与生存能力也有所妥协。对于将其视为一线战舰的外国使用者来说，其作战效能、战场生存性和使用寿命都留下了遗憾。由于升级空间有限，再加上预算缩减等因素，美国海军多数佩里级舰艇服役 20 至 25 年便退役（也可能是其舰体结构问题比外界想象更严重）。

　　佩里级的继任者是多功能濒海战斗舰（LCS），其吨位略低于佩里级，同样属于低成本、大量建造的次等护航舰，但其理念与基本设计已大相径庭。LCS 已不再是以反潜为主的传统护航舰艇，而是采取攻势作战、在交战前线近海区域活动的作战平台。